邓丽君的歌,为何能在七十年代的大陆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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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末秋初，作家殷立民忽然发现身边有很多年轻人，提着录音机，在上海街头和公园里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开始我只认为年轻人好奇，喜欢玩这种收录机新玩意儿。后来发现情况不对，竟然越来越多的人提着收录机在大庭广众大声播放邓丽君的歌曲。”大陆的“邓丽君热”在年突然出现，并非偶然。这一年，录音机被允许由探亲的华侨自港澳带返内地（有数量限制），“各类学校用于教学的录音机”，也不再实行专项报批手续。商业部组建的“赴香港考察小组”，自香港康力公司以每台93港元的价格，购买了1万台盒式收录机。运回北京后定价每台元人民币（当时3元人民币约相当于10元港币），开卖的第一天，“人群挤碎了柜台，不得不停止销售”。更多的港台录音机，通过沿海渔民的走私途径进入，成为第一种走入大陆家庭的当代电子产品。这些录音机大都是便携式，可播可录，既可固定摆放，也可随手携带至小型公共场合使用，售价约为每台~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城市居民当时1~2年的收入。以多轨录音技术生产的立体声磁带，与这些走私录音机一同进入大陆。其中，又以邓丽君的录音带独占鳌头。比如，年12月广东儋县（后划归海南）的一次调查显示，走私进入该县的近万个录音机原声带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是邓丽君演唱的”。年，研究大陆婚姻变迁的台湾学者也惊讶地发现，“上海、广州、福建等侨乡的待嫁娘，（聘礼）除要三转一响外，另外还加要一个邓丽君（录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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