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红姐歌舞厅

红姐歌舞厅开张之前，小城没有此类经营场所，小城人也绝少在公众场合跳舞唱歌。在大家看来，这些皆是不正经人才会显摆的产物，你不见那些身着喇叭裤翻领衬衫，脸上罩着蛤蟆镜的青年们，成天傻呵呵地用自行车驮着一个录音机招摇过市，不用细看，定是流里流气彻头彻脑的“赖货”。

您还别说，在八九十年代的小城，流行元素真的依赖于他们。出于年轻的冲动和莽撞，以及想要引人注意的想法，时尚青年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亦或是他们无比希望得到别人的眼光，羡慕或鄙视无所谓，到了我这儿，我权当好的认为。某一年，不知是哪位仁兄忽然引入了跳舞的运动，不多时便风靡小城。

舞可不是不正经的舞，快三慢四探戈，那家伙姿态优美，行云流水，比之前小青年们瞎比划的霹雳舞强多了。霹雳舞叫舞吗？人跟神经病似的凭空擦玻璃，表情狰狞，手脚乱摆，胆子小远远瞧见绕道而行，脾气大地走到近处看看，嘟囔一句：“啥玩意啊。”

快三慢四就不同了。不说别的，看上去斯文，颇有绅士范儿。邻居张大妈问了，啥是个绅士范儿？王大娘一副人老心不好的样子斜着眼回答：“绅士都不懂？没见电视里总说乡绅乡绅的？绅士就是乡绅洋气的说法，英格兰那村子一帮吃饱了没事干的人，就叫绅士。”张大妈听了频频点头，嗯，咱现在也能吃饱了，得过把绅士瘾。于是乎，张大妈王大娘等中老年人士迅速成为跳舞的中坚力量，小城的小花园人满为患，当时并未硬化路面的小花园一到下午和休息日尘土飞扬，知道的是在跳舞，不知道以为的演武。

红姐开着理发店，对小城的流行趋势相当敏感，作为土著，也深谙小城人的心理。甭看小城穷，人们普遍收入不高，但他们愿意追时髦，也没什么攒钱的习惯——有房住有班上有吃有喝，攒啥钱？那个年代小城的人们活得洒脱，想得明白，要是得了病，有钱治没钱拉倒，人总不能一辈子为了将来看病把日子过得抠抠搜搜的吧？小城地处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汇处，骨子里有着草原人民的豪爽，人数不多的小城，平时肉、酒的消耗量巨大，外地出差来此间的客人，瞧着人们吃得满嘴流油，喝的梁红脖子粗，忍不住感慨：“则泥的银（这里的人），会活。”

红姐是个不安分的女子，做事情雷厉风行。她和男朋友憨憨包下了位于十字街西边的小礼堂，自己动手改造成了歌舞厅，十多天挂上了招牌：红姐歌舞厅。

红姐歌舞厅已经不能用简陋来形容，就算我年幼也能看出来它完全是糊弄差事：地是小礼堂原有的水泥地，有坑的地方刚刚补平，水泥未干；桌椅是红姐不知道哪里凑来的，有圆桌有方桌，最牛的是有憨憨哥粗糙手艺自己订制的勉强可以叫桌子的玩意，神奇的是椅子里竟有儿童做的小椅子，大人做上面，根本看不到下面是个啥；灯光，开玩笑，要什么灯光，有灯就不错了；唯一值钱的是个大音箱，可以连接录音机的那种，音乐声起，会些许变音。

要说红姐歌舞厅有啥优点，那就是干净，相当干净。白白的墙壁，新糊的亮晶晶的的顶棚，茶水杯一尘不染，陈旧的桌子上压制玻璃板，凳子上绑着红姐缝制的小垫子。歌舞厅只能跳舞不能唱歌，没设备。红姐说必须把“歌”字加进去，此乃她奋斗的目标。

红姐的歌舞厅要门票，五毛钱一个人，童叟无欺。哦，不对，童不让进去，红姐说里面吵吵闹闹不适合儿童。里面卖茶水饮料瓜子花生和啤酒，不买自己带杯子，有开水供应。我们几个邻居小孩喜欢凑热闹，缠着红姐要去歌舞厅玩耍，红姐把我们带到“老板”办公室，其实就是个隔间，饮料一人一瓶，瓜子兜子里装满，孩子嘛，有了零食，谁还看热闹？

红姐歌舞厅开业即火爆，她不得不控制人员进入数量和跳舞时间。本不打算分场次的她把舞厅分为早中晚三场。早上人最少，一般上岁数的人来，送茶水，中场实则在下午，以无业和逃班的小青年为主，晚场人最多，时间最短，七点开十点散，雷打不动。

歌舞厅乃鱼龙混杂之所，红姐的歌舞厅之所以能井然有序，得益于憨哥的存在。憨哥有故事，很传奇。他十来岁的时候某日忽发奇想，要去学武术，和父母商量遭到无情拒绝，自己拿了家里八张大团结不辞而别，全家人差点急疯。就在亲人朋友寻他不得时，他辗转捎来信，说自己一切安好，让大家不要挂念。此去七年，憨哥没回过一次家，回家时已是二十来岁的青年。

憨哥回家，进门给爹娘跪下，本来一肚子怨气的爹娘看着儿子，哪里还有埋怨。尤其是他爹，高兴地想要和小时候一样拍他肩膀脑袋以示亲热，结果憨哥条件反射的阻挡，“嘎嘣”，他爹胳膊断了。一时间，憨哥爹疼的直抽抽，憨哥着急的直掉泪，憨哥妈嚎啕大哭，听到消息赶回家的憨哥大姐见此情景，大喝一声：“都住嘴，喊啥，送医院啊。”当事几人如梦初醒，七手医院。憨哥从此成名——人家连爹都敢打，还有什么不敢的？

关于流言，憨哥不解释不争辩，只想踏实过他的日子。他那几年真的去学了武，还考了一个运动员的证，以此在学校当上了体育老师，时不时正式的不清楚，反正让他以木匠手艺进城的爹高兴了一阵子，不听话的儿子竟是家里第一个吃上公家饭的。

憨哥家和红姐家离这不远，漂亮的红姐开理发店常常被骚扰，不多时找了憨哥做男朋友。红姐最初是否有利用憨哥的嫌疑咱不清楚，憨哥都不考虑，外人更不操心。有了憨哥坐镇，红姐理发店很快安静下来，后来开的歌舞厅，本有不怀好意的青年来闹事找事，一听憨哥在此，立马老实。当时的社会青年没什么利益纠葛，多数为的是血勇之气，不会死缠烂打使用阴险手段，憨哥红姐的歌舞厅能保持片刻宁静。

仅仅过了三年，小城的歌舞厅开了四家。尽管红姐装修了歌舞厅，有了唱歌的设备，生意还是一落千丈，基本上成了老年人活动场所。在经济刺激下苏醒的小城，歌舞厅变了味道，在安分守己的人们的眼中，除了红姐歌舞厅，别的也不是歌舞厅了。这时候，红姐的父亲去世，红姐关闭了歌舞厅，回到理发店接手，一直干到几位理发师叔姨退休，她才彻底离开小城和憨哥去往南方发展。

红姐在南方，开过服装店，开过饭馆，一直折腾得闲不下来。前几年红姐回乡与我偶遇，两人找地方吃饭聊了许久，憨哥现在基本什么事也不管，钓鱼喝茶无比自在，儿子大学毕业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红姐后顾无忧办了家民宿，生意不太好，她不在意，有个事情干就好。我们谈起她的理发店歌舞厅，红姐满脸自豪，她说，咱也在小城风光过，而且没有沉沦，这人呐，啥时候脑袋都得清醒，现在的小城有点浮躁，不好。

我笑着听红姐絮叨，心中感慨万千，也许，如今如红姐般人间清醒的人不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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