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昕,嬉皮士的爱情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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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姜昕再次站上舞台，开始巡演。距离她上一次举办专场演出，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曾经火热的、自由的、理想的摇滚乐文化，已被时代的潮流冲散，当年在鼓楼、后海热闹着聚集的年轻人，也纷纷搬到了五环外。而对姜昕而言，这十二年更加充满跌宕，像她歌里唱的，「人生戏剧变幻无常」。

成年之后，姜昕一直在恋爱，最著名的，当然是她和窦唯的那段，这段关系以失败告终，它和她后面两段仍然失败的恋爱一起，给了她建立爱情的原则：不为对方洗衣做饭，不生孩子。到32岁，她遇到了鼓三儿张永光，他接受她，欣赏她，想要和她「分享生命」。

在所有朋友看来，这都是神仙眷侣般的感情。他们先是住在鼓楼，经常在后海、香山、长城脚下热舞、游荡，又搬到顺义，租下六层房子，练鼓，读书，招待朋友。遇到下雨下雪，他们俩就开着车往外跑。不拘年龄，他们一直过着从年轻时候就认同的、嬉皮士一般的生活。

年底，鼓三儿自杀。姜昕「懵了」，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她和世界之间好像一直隔着层塑料膜，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她再也没有恋爱，但又开始唱歌。年，姜昕发布了单曲《重生》，这是鼓三儿离世前，许巍给她做好的歌。她唱道：「青春不会老爱不会枯萎/那所有的美好不会消逝/因为它们不会被白发覆盖/因为它们不会被悲伤掩埋。」

乐评人李皖曾这样评价姜昕和她的音乐：「姜昕就像是那种文艺女青年，身上最突出的不是才华，身上最突出的是比她热爱的艺术家还热烈的热爱，比她热爱的艺术还浓烈的文艺气息。她偏爱着大词、好词，喜欢那些温暖浪漫语汇，并用一种毫不出意外的略显空泛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但是吊诡的是，这歌词里有情义，有她历经的这岁月的波荡，有这生命的启示与光亮。」

今年的巡演，朋友帮姜昕起名「最后的嬉皮士」，朋友觉得，姜昕是一个真正的嬉皮士，一头卷曲的长发，喜欢穿碎花连衣裙，「始终如一地爱着她的约翰·列侬，爱着那首《Imagine》」，并和年轻时候一样相信并践行着《Imagine》那首歌里唱的，全人类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相爱。

嬉皮文化是一段早已远去的历史——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嬉皮士运动，一群披头散发的青年走上街头，响应「和平、反战、博爱、平等」的口号。并在60年代的尾声，举办了规模最大的一届音乐会，「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四天的时间里，有超过四十万人聚集在一起，享受音乐，并对未来充满爱与和平的期待。

在当下，很少再有人像姜昕一样，依然将嬉皮文化看作生活的信仰。

五月二十日，《人物》来到了姜昕在顺义的家里。到处都是花。院子外种着一排绣球，院内月季正开得盛大。室内也到处是花，吉他上画着花，墙上挂着花，坐垫是花的形状，连盛糖用的陶瓷勺，造型也是一朵彩色的花。问起为什么喜欢花，姜昕的回答非常简单，「因为很美」。

对嬉皮士文化而言，花有着特殊的寓意，它美丽而脆弱，但在坚硬的枪炮面前，它又因生生不息而显得坚韧、有力。姜昕在一院花里讲述了自己的这些年。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尹夕远（除特殊标注外）

到现在我作息还是跟以前一样，四五点睡，差不多每天都能看到日出。人家的日出是早上起来看的，我的日出都是一夜没睡看的。醒来就看看花，有时候朋友来，就坐在院子里聊天，什么都聊，聊半宿。

我是年搬到这里的，那一年我39岁该到40，突然不喜欢热闹了，想安安静静地看看书，有自己的时间。以前我住在鼓楼，在中央歌舞团的大院里，院里有何勇、刘元，全是搞音乐的、跳舞的，歌舞团嘛。那个院可以说是中国摇滚乐跟流行乐诞生的基地，老崔的《一无所有》就是在歌舞团的排练室排出来的。也是这个院里，张岭当年是他的贝斯，三哥是鼓手，刘元吹萨克斯，都是一个院的，何勇比他们小点，看着哥哥们玩，也搞了个乐队，叫五月天，台湾的五月天是后来的了。

那时，院里天天都是party，大家呼朋引伴的，离后海也近，旁边的鼓楼大街有好多livehouse、排练场，有时候你想在家待着吧，就有别的朋友来（喊你），快来快来，你不来找你去。反正一帮文艺青年，聚在一起就喜欢聊我们热爱的东西，不光是聊天，也跳舞。

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在88号（酒吧）玩了一晚上，早晨五点，我和（张）有待、许巍还有一个女孩四个人开车去香山，接着玩，一直玩到第二天中午，躺在草坪上聊。还有一次，有待在香山做了个新年音乐会，演出是晚上，下午我们一帮人就去了，带了一个大录音机，坐缆车到山顶，放上音乐，跳得羽绒服也脱了，毛衣也脱了，穿着T恤到最后，在山上跳得一身汗。

现在的年轻人活得都太亏了，真的。我们当时还在长城上办电音节，都是一直玩到早上，站在城墙上，太阳一出来，所有人欢呼，眼泪都出来了。就是一些年龄相当的人在一起，你能感受到那种经过一个夜晚、太阳出来，一种新生命的感觉。

到年左右，我开始觉得，时代变了，在艺术问题上大家追求的比较皮毛，不太进骨髓了。我看那种网红、抖音，那种快餐文化，觉得虚假，都弄一个美颜，再弄一个滤镜。不像我们之前那些朋友凑一起，聊的是你最近读什么好书、看什么好电影、听什么好音乐、写什么好作品了，现在的朋友聚会大家都在刷手机，我觉得，那也可以不见了。

老朋友还好，主要是新起来的一拨人，让你有这个感觉。大时代的氛围在那儿了，你也不可能完全跳脱时代。以前晚饭后我会去后海散个步，但后来再去后海，一个酒吧一个音乐，都是特别受不了的那种，也没有那个安静的后海了，不是可以租个船、聊会天儿的氛围了。

所以年前后，大家都纷纷搬走了，去发现新的地方，刚开始是五道营，越来越远，现在我的朋友基本上都在五环以外了。我也是为了躲那种家里随时有一帮人的生活，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臧鸿飞当时是我们乐队的键盘，他帮我们找到这里，贝斯手刘文泰住对面，后来钰棋（姜昕乐队的吉他手）搬过来，张楚也搬过来了。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朋友。

大家现在都是单身，也都没孩子，我们住得不远，到周末了一块吃个饭，到夏天了晚上一块散个步，也挺好的。我们还过着年轻时候设想的、嬉皮士的生活。

姜昕在她的一院花里

我很喜欢嬉皮士文化，第一次接触就感觉找到根儿了。那会儿是九十年代，第一波搞摇滚乐的人往往认识使馆子弟，从他们那儿搞来比如伍德斯托克、迷墙、TheDoors、BobDylan的录像带。我第一次看到伍德斯托克那个音乐节纪录片，就觉得太牛逼了。

当我认识了这件事情之后回头看自己，我发现我的审美一直就是这样，属于一下找到根儿了。比如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喜欢留长头发，觉得特别美。那个时候北京的大街上很少见到长发披肩的女孩，几乎没有。那时候中国没那么开放，上中学的时候要不短发，要不就是马尾。有时候早上起来梳马尾之前，头发散开着我就想，哎呀，什么时候能长大，能把头发散开不用扎成一个马尾？等到高考结束，别人都在对答案，我一出门就把皮筋给解了，终于可以散着头发了。

我好多年头发都留着这么长（到腰），又认识了一些长头发的男孩，那个时期我认识的所有男孩全都留过长头发。长发、老摇滚的皮夹克、破洞的牛仔裤，这三样是我们的信仰。

还看三毛的书，她去撒哈拉沙漠买的项链我也买了一个，就是那种部落的东西，我花了一万多块钱，这是我最贵的首饰，就是因为这个情结，还有她那种生活方式，那种捡个什么破东西就做成家里的宝贝。我现在也一样，家里这些东西都是从二手店淘来的，有一个包两块钱买的，巨漂亮。

那卷伍德斯托克的录像带我看了无数次，特别激动，就觉得我要过这样的生活，这么多年，我觉得我真的就是在过这样的生活。

年，姜昕在舞台上图源视觉中国

我为什么爱嬉皮，最重要的就是loveandpeace。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就应该像《imagine》那首歌唱的，所有人要像兄弟姐妹一样相爱，它是我的世界观，还有一个就是和平，不要战争。

特别是现在，我有个摄影师朋友，去年要拍一个电影，去了荷兰，现在回不来了。他在欧洲租了个房车，只能靠拉点人挣点钱，因为乌克兰在打仗，阿富汗也在打仗。他给我看线路图，根本就开不回来，中间全是战争。

爱与和平，这个口号也不只是嬉皮时代提出来的，人类其实一直向往和平，但就是几千年了，和平一阵就为了一个屁大的事打起来。生命这么短暂，你抢什么呀？什么都不是你的，就跟为什么我要租房子一样，你根本就不需要买房子，因为你顶多也就住七八十年。

但90年代我们没太聊过这些话题，说句实话，那个时代我觉得世界好像还挺好的，我们那个时候的青春，因为不是网络时代，大家是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都觉得，周一到周五就是在家修身养性，该干什么干什么，练练琴、做做音乐，正常生活，休养生息，攒好体力，到周末就出去玩。

那会儿好多搞音乐的、搞电影的、玩文学的、画家都住在望京，我们经常出去玩，我有一辆红吉普，有时候能拉十个人从山里回来，后备箱就得装四个。一回到望京，看见大马路，我们说，咱们以后应该在这个路口弄一个大路标，写上「w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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