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逊小楼里的乾坤中国教育新闻网
序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华大地如沐浴春风般迸发出勃勃生机，在百废待兴的各行各业，最先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是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恢复之后，国家在外汇极其紧缺的情况下，播出专款，专门为人教社进口了大量的图书资料用于教材编写，这其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录音带、幻灯片、投影片、教学电影胶片（那时还没有录像带）等视听资料。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视听资料，如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国外教育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之快以及我们之间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我国的教材现代化建设是一项何等紧迫的历史重任。
进入80年代后，随着进口视听资料积累的不断增多，人教社图书馆视听室配备了专人，除了日常为各学科编辑室提供视听阅览服务外，还通过对进口视听资料的研究、借鉴，为人教社教材现代视听资料配套做着初期的准备工作。
最初的尝试
最初的视听资料制作尝试是从录音开始的。由于当时人教社还没有录音棚等基础设施，便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立了协作关系并得到了对方的大力支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排最好的录音棚租借给我们录制教学录音。从最初的一、二个非教材品种录制尝试后，开始为当时的全国通用教材初中英语、小学语文教材配套录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国家级的重点单位，设施条件自然是十分优越。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逐渐发现了一些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障碍。
因为中央台是我国重要的新闻机构，内部管理十分严格，我们安排录音需要提前若干天提出，在中央台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后才能安排，如遇冲突，只能顺延。这时我们必须重新联系聘请的各方面人员，更改约定的录音时间，这在当时通讯手段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往往一拖就是十天半个月。而且外来人员进入中央台录音技术区需要事先办理复杂的安保手续，要经过多道由军人守卫的关卡，而且如遇国家重要活动，如“两会”期间则完全禁止外来人员进入。随着我们的录制数量不断增加，这些问题逐渐成为了主要的制约因素，为按时完成教材配套任务，我们不得不考虑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当然，人教社如果能有自己的录音棚是最好不过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教社自己建设录音棚是一件不敢奢望的事情，因为建一座录音棚需要具备符合录音要求的建筑环境和配套昂贵的专业设备。80年代初期，人教社的各方面条件都还比较差，资金紧缺，办公条件简陋。那时人教社和高教社还没分开，全部集中在沙滩后街55号的五层办公楼内，比较拥挤，不可能腾出房间改造成录音棚。
幸运的转机
年人教社和高教社分开后，这件事情迎来了新的转机，为缓解办公用房紧张，人教社决定改造沙滩后街55号院最北端的老旧平房，拆除平房并在原地建设一栋二层楼房（即现在的五号楼），一层为职工住宅，二层为办公用房，这项改建工程总共大约2千平方米，可获得办公用房面积约1千平方米，这对于当时的人教社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改善了。
能不能抓住这偶然闪现的难得机会，在改建的五号楼中建一座小型语言录音棚呢？当时刚刚成立的音像教材专职编辑部门视听教材室向社领导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改建的1千平方米办公用房中，使用多平方米，用于修建录音棚（大约平方米）和安置即将引进的录音磁带高速复制设备。
时任主管副社长张健如听取了视听教材室的方案汇报后面有难色，问视听教材室负责人：“你们要的面积是不是太多了？”在当时，人教社上下对这次基建改造给予很高的期望，全社几十个编辑和管理部门都希望能够通过这项改建工程增加办公面积，改善办公条件，可是，视听教材室一个部门就要占掉三分之一！消息传开社内议论纷纷，视听教材室和张健如同志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研究改建工程项目的社务会议室上，围绕面积分配问题争论激烈，张健如同志充分说明了音像教材发展的重要意义和视听教材室提出计划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经过反复讨论后，社长叶立群果断拍板：音像教材是现代化发展方向，应该优先发展，其他办公条件的改善幅度可以小一点，但音像教材建设要得到保障，同意视听教材室提出的计划。
按照社务会议的决定，五号楼改建工程如期展开，在二层东侧，安排了录音棚和相关的配套建筑。
举步尚维艰
录音棚的建设问题就此解决了？事情可远没有那么简单，更大的困难正在前面等着我们！
录音棚的室内声学设计属于特殊的专业，当时北京只有广电部设计院有这个能力，人教社基建部门与视听教材室人员一起到三里河广电部设计院登门拜访，寻求为新建录音棚进行专业设计。可是人家听了情况后连连摇头，表示不能接受我们委托设计，唯一的原因是工程量太小。人家承接的都是国家或各省市电台、电视台整栋演播楼的设计，动辄数千乃至数万平米的大工程，我们这样的小事人家根本不屑一顾。
没办法，吃了闭门羹，房子有了，不能按照专业规范进行设计和施工，录音棚还是搞不成！
怎么办？就此撂下？遇到困难就放弃，那可不是人教人的品格，继续向前推进，可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又在何方？
似乎这件事已经被逼入了无路可走的困境之中。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困难，人的能力也正是在克服这些困难中得到历练，不断提升的。在部门成员的齐心协力和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大家暗下决心，秉承人教人的韧性和毅力，无论如何也要克服眼前的困难，建成人教社自己的语言录音棚！有一位叫布兰登·博查德的美国作者曾经写过《能力都是逼出来的》一本书，的确是这样，人在遇到巨大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一定不要低估了自己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录音棚建筑声学设计毕竟是一个高深的专业，包含多个方面：播音室和控制室吸声和扩散、门窗隔声、无噪声空调系统等，小小的录音棚几乎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设计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来说有多难可想而知。
既然委托专业设计这条路走不通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鼓起勇气尝试着自己干，一开始心里真的没底，也没对成功抱太大的希望，但此时又没有别的路径可选，为了争取时间也只能是先试着干起来再说。
万事开头难，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首先找来一大堆建筑声学设计理论书籍，恶补基础理论，然后是搜集国内外各种小型录音棚设计的典型案例，边学理论边分析案例，努力将这些设计案例从理论上理解，弄懂吃透。有时遇到问题绕不过去了，就通过各种关系联系这方面的专家学者，虚心求教。
经过了大约三个月日以继夜的紧张学习和研究，思路越来越清晰了，语言录音棚设计的基本轮廓越来越明朗，设计方案也一步步趋向成熟。那时还没有电脑，不像现在能用自动化程度很高的CAD进行设计，所有的图纸只能用手绘。当时部门有一台4位可编程计算器，我们用它编了个程序进行室内声学简正分布计算，效率提高了不少，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记不得在那段时间里总共画了多少张方案草图和吸声结构大样，画了又改，改了再画，反反复复，终于打磨出了一套初步的设计图纸。带着图纸，我们拜访了广电部建筑声学专家孙玉文教授，请求他给予指导。看过图纸后孙教授认为，设计基本正确，不足之处是由于播音室受土建条件限制空间较小，室内低频吸声量需要增加，建议我们在墙角增加两个低频吸声体，以改善低频混响。另外，控制室监听扬声器两侧不应有硬反射面，否则反射波将会影响监听的准确性。
得到权威专家的肯定和指导，真的是如释重负，几个月来的辛苦和付出终于换来了实际的成果。回来后我们怀着愉悦的心情按照孙教授的建议对设计又做了全面的修改，设计这一关总算是艰难地闯过了。
正果终修成
在基建部门的安排下，录音棚装修工程按照设计顺利施工。由于设计过程中对材料的选择和表面装饰方面注重简洁大方，以不追求奢华，保证使用效果为目的，尽量压低费用，最终完成的全部声学装修工程和带有噪声消除的管道中央空调系统整体造价仅仅三万多元。
经历了重重磨难，新录音棚终于如期竣工了！第一次试录音效果不错，基本达到了高质量的语言录音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来这里为初中语文录制课文朗读后说，他感觉我们新建的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声音扩散很好，混响适度，播音时感觉舒适、自然。
图1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在人教社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录制语文教材
图2视听教材室编辑人员蔡逊（右）、闵捷（左）在人教社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制作录音教材
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建成投入使用后，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教材录音的一处基础设施，而且还是展示人教社教材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一扇重要的窗口。每逢有领导、外宾来社视察或访问，必定会安排到这里参观，它真实生动地展现出人教社教材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和决心。
在接待日本光村图书株式会社社长率领的访问团时，对方看到整洁专业的录音设施，提出希望为他们录制用汉语朗诵的日本中学教科书中收入的中国古诗词，以帮助日本学生理解博大精深的华夏语言和诗韵文化，我方欣然接受。录制完成将母带寄交对方后，他们十分满意且给予高度评价，立即将录音编入了日本的教材，应用于学校教学。事后外语室日语组唐磊老师说：“在与日本交往的若干年中，我从未见到过日本人像这样竖起大拇指心悦诚服地赞扬中国人，你们赢得了！”
楼小乾坤大
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地处沙滩后街55号大院最北端的宿舍区，红砖墙砌成的二层小楼与坐落在南端的主办公楼相距百余米之遥，仅看外表实在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但其内里的乾坤却很少为外人所知。一般人很难想象这样的一栋小楼里竟然隐藏着一座现代化的录音棚，更鲜为人知的是，有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著名专家、学者都造访过这里，见证并参加了那一时期人教社的音像教材建设。
作为音像教材建设之初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在人教社教材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年建成到年停用的15年时间，在这里先后完成了三套人教版中小学教材语文、外语和音乐中部分小型音乐录音的录制。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编制的第一套义务教育教材，品种之多、工作量之大、录制要求之高前所未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为顺利完成首套义务教育教材的配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丰满优美的音质和精雕细刻的后期编辑加工，使人教版录音教材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水准，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录音教材质量的标杆。
自投入运行以来，曾经有广播界、艺术界、教育界的多位著名专家、学者在此为我国中小学教材录制录音。他们之中除了上面提到的著名播音艺术家方明，还有我国著名播音指导夏青，著名英语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邓炎昌，著名播音艺术家葛兰、林如、丁然、雅坤，著名戏剧艺术家瞿弦和、张筠英、周正、曹灿、康英，著名汉语语音学家孙修章，著名语文教育专家苏立康，著名英语教育家钱青、屠蓓、张冠林，英国语言教育专家彭文兰等人，他们以其高深的学术造诣，在这座录音棚里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教材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图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夏青在人教社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审听语文教材录音
图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夏青（左一）、
语文教育专家苏立康教授（左二）和人教社中学语文室编审王少阁（右二）、
魏穆紫（右一）在人教社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审听语文教材录音期间讨论问题
图5英国语言教育专家彭文兰（左）和另一位外国专家在人教社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录制英语教材
图6著名英语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邓炎昌（右一）和人教社外语室英语组编审刘岩（左一）、
胡文静（左二）在人教社五号楼语言录音棚审听初中英语教材录音
后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文中提到的许多人或年事已高，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段历史已经成为尘封的往事，只能存留在记忆之中了。最值得笔者怀念和难以忘却的，是那些身为大师，却平易近人，对我们无私帮助过的前辈。像夏青先生，身为副部级领导，官居高位，学富五车，却总是谦和待人，无私相助。他曾经说过：
“人教社是国家级教材单位，中央台是汉语普通话正音最准确的国家机构，支持和帮助人教社编好教材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是何等崇高的境界啊！正是在这些前辈们大义担当、悉心关怀和无私帮助之下，人教社的音像教材建设事业才得以继往开来，不断地向前发展。
视听教材室作为人教社最早的音像编辑部门，在此后历届人教社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下，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演变成了电子音像教材中心以及我国同行业中规模最大，出版物数量最多，各方面都名列前茅的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现在人教社大楼三层正在使用的录音专业设施与人教社史上第一座语言录音棚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先进和完善程度完全不逊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的国家级专业机构。但值得提及的是，在那段艰难的创业时期他们所积累的录音棚建筑声学专业知识在此后从未被丢弃，而是作为学科基础理论建设的一个方面得到了传承，在后来90年代沙滩后街55号7号楼音乐录音棚/演播室建设和年迁入中关村南大街17号新大楼的录音专业设施建设中，继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人教社高水平音像电子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保障。
虽然，早期创业的那段艰难岁月离我们已日渐久远，但它是人教人在困难的环境中奋力开拓精神的真实写照。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即将诞辰70周年之际，遵老领导张健如同志嘱托撰写此文，将这段历史记录于文字，以志纪念，以励后人。
作者：原人教社视听教材室编辑人员蔡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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