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勤文学我家有了录音机

首先我得讲一讲当时的背景，才能说明当年拥有一部录音机是何其不易。年之后，国家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剩余劳动力一下子增多，劳动力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供大于求，乡上的工程队变成了剩余劳动力竞争上岗的唯一目标，尽管一个劳动日的工值只有一元五角，大家还是求之不得。我父亲凭着在村上工作多年的人脉关系，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才使得我有了一个不蹉跎岁月的营生。我拿着一元五角钱的工资在工程队当小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和泥扔土坎，伺候大工。遇上好的大工还好，遇上不好的，泥和土坎扔不好，他不接也就算了，还用瓦刀打下来。算我人缘还好，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大工。这地方耍的是力气，没有大力气的小工，工作的进度就缓慢。我天生身体孱弱体力不济，自然是大工不喜欢的类型，但我还算机灵，勉强混得过去。

有一年遇上了一个曾经和我有过摩擦的工头，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折腾我，被逼无奈我只好逃跑，我知道这样下去最终会把我累死。逃工以后我不敢给父母说，我心中慢慢策划一个行动——离家出走。我家在外的人很少，我只好去哥哥那里。我哥在一个煤矿工作，我到了那里肯定不会因为没钱而挨饿。荣幸的是到了那里恰巧遇上了矿上找临时工，我才得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工作了几个月后，我和哥哥省吃俭用，积攒了四百多元钱，拥有了一台“飞天”牌双卡立体声收录机。从此王洁实、谢莉斯、邓丽君、张帝……等大陆和港台明星的声音真切的进入了我们耳朵，每天下班后兄弟两人泡一杯浓茶，一曲音乐，心里觉得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滋润。

在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的工人能买得起录音机的还不是很多。我们能拥有一台录音机，周边的人们好生羡慕，我们自然也有一种自豪感。我当时每个月能拿到一百多元钱，每月工资下来，我就如数把钱交给哥哥，然后在需要用时问他要几元。记得当年正是产生地痞二流子的时代，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一直是我们的忧虑。哥那时候工作没几年，买不起住房，在矿山上盖了两间小土屋。每次工资下来我们就开始策划怎样储钱更安全的问题。我们有两处存钱的地方，一个就是在报纸糊的顶棚上打个洞，放进钱后在糊上，这是小偷想不到的。另一个地方是水缸地下，我们把工资用塑料袋装好压倒水缸下面，这一招也是他们想不到的。

大约是那年的夏末秋，我在矿上也干了将近三四个月，我们兄弟两个省吃俭用有了一笔储存，本来这钱是要积攒了给我说媳妇的，结果我们未能经得住新鲜事物的强烈诱惑。“飞天”收录机在矿上举行厂家直销活动，美妙的立体声音乐，强烈的诱发着我们的欲望，我们年轻的、好奇的心难以制止拥有它的近乎焦灼的贪求，我对哥说：媳妇的事先不管了，我们买台录音机吧！其实我知道他也想买只是怕老爹抱怨。我们默默地达成了协议把四百元钱数了又数，最终果决战胜了犹豫，我们拥有了自己的录音机。

冬天来了，大地开始封冻，矿上的维修工作没法进行了，我们这些临时工只好被辞退。这一年我觉得很有收获，我们把录音机重新做了精细的包装，准备带回家中。我带着这样一份沉甸甸的礼物回到家中时，不但没有引起父亲的抱怨，反而让父亲极度兴奋，我父亲沧桑的容颜上绽放出罕有的喜悦。我打开包装把那个在乡村稀有的物事摆在桌子上时，屋里围了一大堆村民，他们用眼神启发我赶快播放。当我小心的安上磁带按下键，清流一样的音乐潺潺涓涓地在村庄里蔓延开来，我的自豪感也伴随着着曼妙的音乐在村子里回旋起来。

这年春节，我的舅母在他们村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首次相亲出奇的成功，这个姑娘就是我现在的老婆。当她和她的亲眷到我家看家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立体声收录机播放出的甜美歌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用《天仙配》中的《夫妻双双把家回》烘托了气氛。她们把我家拥有一台立体声收录机作为我家富裕的标志在社会上宣扬。其实我家的日子根本不宽裕，是这台录音机为我装足了人、提足了气。

这个故事发生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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