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就是写诗约瑟夫布罗茨基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Brodsky，-），俄裔美国诗人，在他47岁时，以其“出神入化”“韵律优美”，“如交响乐一般丰富”的诗篇和“为艺术英勇献身的精神”荣获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年3月13日，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因“寄生虫”罪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流放。他被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于4月10日被分配到达尼洛夫斯基农场干活，住在诺林斯卡娅村。

“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

文｜尼古拉·亚基姆丘克译｜万海松

　　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亚基姆丘克（NicolajAleksievitchYakimchuk），俄罗斯诗人、剧作家、出版家。年4月16日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普希金诺（今皇村），年就学于列宁格勒大学（今彼得堡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列宁格勒的报界工作，既当记者，又当撰稿人。年开始在《列宁格勒大学校报》发表诗歌，后来其诗歌作品散见于各种诗歌合集以及如《青春》、《霓虹》、《新杂志》、《新青春》、《旗》等国内外的杂志上。年开始主编《彼得罗波尔》杂志，该杂志名称直译就是“彼得之城”，它有意借鉴了20世纪70、80年代在苏联文学界风靡一时的地下刊物《大都会》杂志（音译就是“梅特罗波尔”）之名。另外，他还是彼得堡的皇村出版社、皇村奖（诗歌奖）和诗歌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目前就居住在皇村。

　　亚基姆丘克著有《失败之轮。诗歌》（诗歌小说合集，年）、《我的斯大林》（年）、《一半是俄国，一般是中国》（年）、《开拖拉机的叶皮凡们》（年）、《空中的痕迹》（年）、《古怪人之书》（年）等诗歌或小说集。他还创作了《海明威、塞林格、贝克特：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年）等剧本，其剧作曾在国内外舞台上上演。

　　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恐怕还是记录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苏联因“不劳而获罪”而被审判的经过的《如何审判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年初版，年再版）一书。该书的部分内容曾于年在俄国国内的某些杂志上发表，全书很快就被译成英语在美国出版。年，在该书的基础上，他与别人合作完成了电影剧本《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黑色教父》，该片由俄国著名导演谢尔盖·巴拉基廖夫导演，年在莫斯科尼卡电影节（年由苏联电影家协会创办）上获得了“最佳记录片奖”。

　　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JosephAlexandrovitchBrodsky），诗人、翻译家，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年5月24日出生于列宁格勒，年开始发表诗歌处女作。因喜爱诗歌，布罗茨基在上世纪50年代半工半读，阅读了大量的俄语诗歌，自学了英语等多门外语，在诗歌创作的同时开始了诗歌翻译。年，他凭借《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一诗开始在苏联诗坛扬名，他的诗歌对当时的文学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年11月，《列宁格勒晚报》发表了《准文学公蜂》，公然指责布罗茨基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年，布罗茨基被捕并判处流放苏联北方阿尔汗格尔斯克州的冻土地带。年，经过阿赫马托娃等文坛著名人士的斡旋，布罗茨基的刑期被缩短，很快返回了列宁格勒。年，布罗茨基离开该市，开始其流亡国外的生活，年加入美国国籍，在美国一些大学教授诗歌分析和创作课程，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的“桂冠诗人”称号，年1月28日在纽约病逝。

　　布罗茨基虽一生坎坷，生活动荡，英年早逝，但他对诗歌的热情不曾稍减，无论是在那冰天雪地的流放地，还是在奔波辗转的流亡海外旅途中，他都能迸发出灵感的火花，捕捉到优美的诗句，写下隽永的诗行。他的诗集和散文集有《长短诗集》（年）、《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及其他》（年）、《停留荒野》（年）、《美好时代的终结》（年）、《话语的部分》（年）、《罗马哀歌》（年）、《小于一》（年）、《水的印迹》（年）、《悲伤与理智》（年）等，另著有剧本《大理石》（年）等。

　　布罗茨基的诗歌延续了俄国白银时代文学中“回复到古典时代”的创作精神，开创了俄国传统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成功对接的范例，为世界诗歌贡献出了诗人如何对待诗歌与时代的人文品质，其诗歌中创造性的语式、深刻的寓意、普渡众生的情怀，无不体现出他对文明的热切向往和执着坚守的立场。那场在特殊年代里发生在诗人头上的闹剧，即随意捏造的侮辱诗人的罪名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和流放，毫无疑问在诗人的诗歌创作和人文思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对读者而言，看完尼古拉·亚基姆丘克的采访报道《“我的工作就是写诗”——约瑟夫·布罗茨基案件》，将会对诗人的诗歌本位情结和非凡的人格魅力有更加直观和具体的认识。

　　本文译自俄文杂志《青春》年第2期。文中的注解除了特殊说明的以外，皆为译者所注。

——译者

在流放地的布罗茨基

　　案件的来龙去脉（倒叙）：

　　年：约瑟夫·布罗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

　　年：约瑟夫·布罗茨基离别苏联；

　　年：诗人遭到审判；

　　年：《列宁格勒晚报》上发表一篇题为《准文学公蜂》的杂文，揭发布罗茨基是不劳而获分子；

　　年：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5月4日颁布《关于加强与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和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方式的人进行斗争》的命令。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型了，或者更确切点说，是成为畸型，也许在七十年代就变得畸型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曾试图在文学领域里一展身手。应该说，在诗歌方面我们曾有非常优秀的导师：大卫·萨莫伊洛夫，阿尔谢尼·塔尔科夫斯基，鲍里斯·斯卢茨基，奥列格·丘洪采夫，尤里·列维坦斯基，伊戈尔·什克利亚列夫斯基。地下出版的诗歌则是吸引我们的另一极，约瑟夫·布罗茨基就是这一极的领头人。

　　我读了由弗丽达·维格多罗娃记录的审判诗人的速记稿。不过，这一过程的所有波折，所有焦点，具体的情况，只是在我开始为这篇稿子收集材料时才得以发现。审判一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选择了诗歌作为他自己毕生的事业。报纸杂志很少发表他的作品。要知道，处于他的地位的可以是任何一位才华出众的或简直是天才的青年，只要他把为缪斯服务作为自己的劳动之路的话。不仅在那时，就是在如今，年轻人的遭遇也很复杂，谁还能扮演做出“诗人不是诗人，艺术家不是艺术家”这种判决的仲裁法官的角色？也许，艺术家的目光投向未来，他不为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也不被他们承认，难道就可以因此而审判他们了吗？

　　弗拉基米尔·乌弗良特，诗人：

　　“每当回忆起审判布罗茨基的年代，我就想，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那个时代非常不稳定和严厉，任何情况下都时不时地有跟文学相关的人被逮捕。比如，50年代的‘未来主义者’米沙·克拉西利尼科夫就是其中之一。有一篇评论文章读到他，好像是在《列宁格勒真理报》上，题目叫《身上长鹅毛的三个人》。他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在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举行的一次未来主义的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新奇有趣，它是未来主义加上斯拉夫主义性质的抗议。他们进入了某些歪斜的大门之后，示威性地喝起了面包渣汤，还用民歌的调子放声高唱卡缅斯基的诗歌……

　　“约瑟夫遭遇到这种选择，在我看来，原因还在于，他是整个列宁格勒市青年文学界中最著名的人物。”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诗人，青年文学家联合会的领导：

　　“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几年，列宁格勒有一个特点最有代表性：党的机关认为，应该给纠察队以较大的自由权。因此，民事自主权就得到增长。而且不仅是各区的纠察队，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类机构的纠察队，甚至连研究所的纠察队，都得到了很大的权力。但是，它们所使用的这些权利远不是一直应该加以使用的。况且，那里还有非常年轻的人们。他们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活动当儿戏，监视别人，换身衣服，粘上胡子。至于捷尔任斯基区的第12纠察队，总的来说，它的表现极其恶劣。那里都是些可疑之徒在忙活，不过他们的身份都是得到了证实：有区特派员，国家汽车检查局的社会监察员，社会侦查员，社会公诉人，而且他们都以此耀武扬威。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莱纳，国家矿井设计院的业务主任就曾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应该说，布罗茨基案件并不是莱纳经手的第一桩案件。他着手捉过从外国人手中买东西或交换东西并以此搞投机活动的人。我的堂兄就曾跟他发生过冲突，我的堂兄当时是市共青团巡逻队的头儿，叫奥列格·格鲁季宁。他怀疑莱纳在捣鬼。从投机者手中没收的东西并不总能进入警察局……莱纳是个机灵人，我不妨说，他还是个‘犯罪天才’。表面上他非常可敬，有一副使人信任的悦耳柔和的嗓音，具有穿透力的、诚恳的目光。莱纳所住的房间里挂满了名人所赠送给他的带有亲笔签名的照片，这些签名会使幼稚的客人大为震惊。房间里甚至还有朱可夫的照片，上面签名：‘朱可夫赠亲爱的雅沙’。而且，我还在一部新闻记录片中看到莱纳将自己装扮成一位年轻人的教育者模样，片中还可以看出某个悔过的投机倒把者的一封信——上面说：谢谢，我是经教育后才明白事理的……

　　“当他干够了捉拿投机者之后，决定拿年轻诗人们开刀，他非常肯定，在年轻诗人中间‘反苏情绪’日益高涨……比如，在以列宁格勒苏维埃命名的工艺学研究所中他盯上了三位青年诗人——博贝舍夫、赖诺和奈曼，他用诸多极其不愉快的事将他们狠狠教训了一顿。

　　“莱纳还在‘电力厂’组织了对一名从赫尔岑师范学院逃离的年轻教师的社会审判。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工厂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在捷尔任斯基区团委的支持下，莱纳组织的对这名教师的社会审判就如同对一名不劳而获分子的审判。最后，他被判处驱逐出列宁格勒。不过这名教师到了莫斯科，找到了团中央，团中央对整个这场审判大加嘲笑，说：回家去吧，好好工作。

　　“在这件事之后，莱纳着手了布罗茨基案，那时布罗茨基还很少发表作品。但阿赫玛托娃了解他，并对他评价甚高。莱纳给捷尔任茨基区团委书记科萨列娃看了一些上面根本没有布罗茨基出现的淫秽照片，然而他说，正是在这伙人之中他刚好有一次看到过布罗茨基。

　　“莱纳还是《列宁格勒晚报》的编外工作人员，不过他在那里确实曾有一处僻静处所；贝尔曼坚持提供素材。但是过了几年真相大白了：就在这个编辑部里，莱纳安排和有些人的会面，为了得到最大的好处，他向这些人许诺给他们搞到机器和合作制住宅。不过，这都是在法庭上——审判莱纳的法庭上才真相大白的！这位布罗茨基的迫害者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总的来说，当没有公开性，没有舆论自由，甚至哪怕是谈论诗歌，一切都被行政方式加以管理的时候，那么，年轻诗人能够落到这种企图在政治上一下子就青云直上的无赖手里，原因就非常简单了。

　　“关于‘堕落的不劳而获分子’布罗茨基的案件到州委书记托尔斯季科夫那里一切就都结束了。不过这一次，在莱纳企图安排对布罗茨基进行社会审判的‘电力厂’里，他可没有获得支持。那一次他想寻求作协的支持。他出席了书记处的会议。那时领导我们列宁格勒作协的普罗科菲耶夫可是情绪高涨，他得到了上面的指令：应当审判使青年们腐化堕落的布罗茨基。普罗科菲耶夫本人并不了解布罗茨基，不过有传言说，有人曾给普罗科菲耶夫一首布罗茨基写的针对他的讽刺诗（这首讽刺诗确实存在，不过在审判布罗茨基之前就已弄清了，它的作者是另外一位相当有名的诗人）。”

　　反对不劳而获分子的命令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的社会囿于幻想：曾许诺二十年后就有共产主义。这一许诺的声音从最高的论坛上响起。命令通常是把我们引向可贵目标去的链条上的一环：凭着这命令，想猛一挥手就摆脱各种各样的投机倒把者和不劳而获分子。然而，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掌权者可以非常随意地对待这种命令，布罗茨基就是能证明这一点的一个最鲜明的例子。

　　在审判之前，《列宁格勒晚报》上就刊登了一篇题为《准文学公蜂》的杂文，它的作者就是那个莱纳，还有两位合著者约宁和梅德韦杰夫（贝尔曼的笔名）。这篇诽谤文章的基调令人不寒而栗：“自信地攀爬帕耳那索斯山１５的侏儒小人不可能不得罪于人。”作者们的结论是：“应该停止宠爱准文学的不劳而获分子们了。对像布罗茨基这样的人来说，列宁格勒没有其容身之地。”　

　　以下文字摘自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寄给《文学报》但没有发表的文章：

　　“当我读完了年11月29日《列宁格勒晚报》所刊登的关于他（布罗茨基。——尼·亚基姆丘克注）的第一篇文章后，我觉得，有人用某种神奇的方法把我从63年带回到了37年。或者，比方说，49年。

　　“这篇文章中好斗的无知也好，抑制不住的虚假也好，统统都是那个时代诽谤者的表现：对知识分子那隐藏不住的仇恨，故意尽量毁坏人的声誉，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甚至就是用赫尔岑在年前所深刻洞察的那种墨水写就的，赫尔岑说：这种墨水跟鲜血差不多……”

　　下面的文字摘自约瑟夫·布罗茨基给《列宁格勒晚报》主编鲍·马尔科夫的信：

　　“尊敬的主编同志：

　　“在贵报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我读到了三位作者——贝尔曼、莱纳和约安的题为《准文学公蜂》的文章。暂且不论这篇文章的文学质量，我想对文中所陈述的几乎所有事实加以详细说明，从真实性的角度来加以评论，可以用对待文献那样对这种真实性表示信任。因此，我的信将比那篇文章短小，不过读完之后，您就会相信，那篇文章本来是能够比我的信短得多的……

　　“……文中说他（布罗茨基）的世界观有缺陷，说他无知、没有文化等等。尤其是说：‘一个不学无术之徒，一个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呢。’

　　“我是在青年工人学校接受中学教育的，而且从15岁起就下工厂劳动了。我有相关的证明书——我准备随时随刻出示。况且，对于每个人而言，在列宁格勒有足够多的可能性去丰富自己的知识，聆听讲演，走访文化院校和自学……

　　“……接下来连续引用三段引文：‘由于受风着凉……’‘喂饱饥饿的耳朵……’‘沿着小巷行走……’这三段引文中有两处并非为我所作。第三段引文确实是取自我的诗作，但它已经被文章的作者们如此曲解，而且我认为，是故意曲解的，所以我不能承认是我的诗作。为了不再反复说这个问题，我想说，在该文作者们认定是我写的所有诗行中，只有一句上面提到过的，而且还被曲解得无法辨认的诗是我所作：‘我爱着异乡的祖国’。这行诗取自一首抒情诗的结尾，这首诗叫《白石砌成的莫斯科》，它所指的是一个完全真实的俄罗斯人。但是，文章的作者们却得出结论说，他事实上不热爱自己的祖国甚至‘周密地考虑了一个背叛祖国的计划……’文中所引的其他诗句，我未曾写过。因此，我不能将建立在这些引文基础之上的指控算到自己头上……

　　“……在文章发表前五天，雅·米·莱纳打电话把我叫到第12民众纠察队的所在地，在那里和我进行了15分钟的谈话，其目的在我看来可以这样说：我工不工作？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莱纳说：‘只是您今后不要跟人讲，没有人对您进行过教育工作……’

　　“……我23岁了。我的身份证上写着，我生于年5月24日……我从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会干铣工，地质勘察工，锅炉工的职业。我随地质考察队到雅库特，白海海滨，天山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过。有时候，因为身患重病，我暂时不工作，不过，只要身体一恢复我就立即重新开始工作。这一切都记录在我的工作手册里。与此同时，我还从事文学创作。去年秋天，我从最后一个工作地点被辞退并且开始从事文学劳动。我跟各种各样的编辑部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这些合同完全可以保障我的生存。

　　“除了文中一些已变成明摆着的谎言的不确之处，作者们连其他一些手段也没有放过。作者之一（莱纳）跑到莫斯科，在和我签有长期合同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面前百般诋毁我，我曾经未加任何不道德的怀疑，就在我们讨论时把他介绍给莱纳认识。然而，莱纳却要求撕毁这种合同。

　　“因此，文章的作者们倒的确是在努力让我失去工作，失去收入，然后好在报纸的版面上享受着自己活动的成果。

　　“主编同志，我过去一贯尊敬、现在也一直尊敬报纸。我在记者家庭里出生和长大，我知道，报纸上所发表的所有材料总是经过详细的检查，陈旧的事件永远也不会被当作最新的新闻。我知道，报纸的语言就是真理，我还知道，您终归是不会容忍报纸上出现的错误和不确之处的。

　　“或许，这一次您会做到合情合理的。”

　　我成功地见到了《准文学公蜂》这篇杂文的作者中的一位。我给他不止打过一次电话，最终，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答应由他在《列宁格勒晚报》编辑部安排会面。起先出现了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场面，是他，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在说；后来，就变成了另一种情况。现在他已经知道，这篇杂文的出现是一个错误，不但是他的还是编辑部的错误。他只不过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而已。那时他没法拒绝，那时就是这样的时代。现在是另一种时代了，如今他不准备发表这种杂文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了。他欢迎我国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不过大多数他都很难接受。不久之前他读完了布罗茨基的诗。他对它们并不感到十分亲切。有太多哲理的东西，没有明确性可言，它们很难被认可。不过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就精神实质而言，他更喜欢其他类型的诗歌，比如谢维里亚宁的。散文方面他则喜欢30年代充满乐观主义的明快的作品。至于音乐，他喜欢杜纳耶夫斯基那优美的旋律。不应该把那些年代一下子统统抹杀掉。压迫？是有的。不过我们差不多都没有觉察到。据说，有人整夜不睡觉，就听着楼梯上的脚步声。而这他根本不记得。最终被带走了。被带走了。这种情况大约占十分之一。几百万人算下来是多少？当然，许多人都遭遇过……

　　不过，现在人们将许多东西都毫无功绩地一笔抹杀。这是什么样的揭发基调啊！《准文学公蜂》这篇文章的基调？嗯……文中所讲的事实我们有没有核实过？当然核实过。不，他并没有听说在这篇杂文中归到布罗茨基头上的那些诗实际上并非为他所作。至于布罗茨基书面回答这篇杂文的信，他也没有听说过。它到不了他那儿。顺便提一句，《晚报》在刊登了这篇杂文之后还登载了一些读者评论。而且您应该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评论都对布罗茨基加以诽谤和辱骂，曾有一封信是为他辩护的。我们也把它登载了！

　　至于莱纳拿着杂文去国家文学出版社找索拉波夫并在那里将出版社和布罗茨基的合同撕毁一事，他也未曾听说……但是，他听说，当然也了解，在审判布罗茨基之后莱纳因诈骗罪被判刑。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为大多数人所信任、为人们所了解的人竟然是个平庸的骗子手……

　　是的，我承认，那篇杂文的发表是一个错误，不过并不存在良心的忏悔和谴责。那时我曾这样认为。现在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了。难道如今要我跑到广场上认错，将灰烬洒到头上吗？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您知道我是怎么着手布罗茨基案的？要知道，在杂文发表之前我都不知道他的诗，还有他的译作。但文中提到了来自少年宫的我以前的女学生，她的母亲含着眼泪跑来找我，说她的玛丽安娜由于这桩事情在大学里常被人批评。

　　“我生气了，往《列宁格勒晚报》打了个电话。那篇文章的作者之一贝尔曼，编辑部的编内人员嘟囔着回答了什么。第二天，普罗科菲耶夫把我叫去开始批评我，说我怎么敢去指责市党委的报纸。我回答说，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此后我被叫到书记处……

　　“普罗科菲耶夫是个不坏的领导，不过在位的最后几年尤其不能容忍许多年轻人。比如，他压根就不承认叶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普罗科菲耶夫绝对是属于另一流派的诗人，他不是妒忌，只是不接受他们的诗歌创作体系罢了。我记得，有一次作协讨论过叶夫图申科的诗歌之后，叶夫图申科把额头贴到冰冷的圆柱上站着哭了。我走过去问：‘叶尼亚，你怎么啦？’他回答道：‘随便让哪个人骂我一顿都行，但为什么是普罗科菲耶夫？要知道他是个天才诗人。’连布罗茨基在美国的一次公众讲演中也给了普罗科菲耶夫的诗歌以足够高的评价……

　　“当我和普罗科菲耶夫为《晚报》上的这篇文章最终吵翻了脸的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打电话的有娜塔莎·多利宁娜，埃特金德等人。总之，有相当多的人打‘为什么你一个人在那里孤军作战？让我们联合起来吧。’娜塔莎·多利宁娜还给我带来了布罗茨基翻译的加尔钦斯基的作品。我不禁张大了嘴，因为这个译本达到洛津斯基、丘科夫斯基的最好的译本的水平。我懂了，如果一个人能够如此翻译像加尔钦斯基这样的诗人，那就意味着，他本人也是真正的诗人。我决定在法庭上发言。那个时候通常由社会法庭来审判不劳而获分子，不过，当莱纳无法安排这样的法庭时，有指示（谁作出的？）说把案件交给民事法庭来办理。”

　　卓娅·托波罗娃，律师：

　　“年的一天，如今已故的律师基谢廖夫把我叫去，对我说：‘卓娅·尼古拉耶芙娜，应该为一个诗人辩护。一个将被判处不劳而获罪的诗人。他姓布罗茨基。’他一提起姓，我就立刻想起了《列宁格勒晚报》上的一篇杂文，它的恶毒性和攻击性使我大为震惊，尽管我不知道布罗茨基的诗歌，他作为一名诗人的成就，我当然也不清楚。使我震惊的是这一点：判处一名诗人不劳而获罪！

　　“这一案件明天就要在捷尔任斯基区民事法庭正式加以审判了。在听取案件的前一天，我来到法庭办公室里，想和他们认识并了解一下我怎样才能和布罗茨基见面，审判员萨韦利耶娃没把案卷交给我，只是说，明天一切事将归结为一点，就是布罗茨基将被送去做法医鉴定，而现在他在警察分局里，明天我就能看到他。

　　“第二天，有很多年轻人聚集在法庭的大楼边。大家都很激动。这帮年轻人逐渐就坐满了审判厅。那个萨韦利耶娃奇怪了：‘我不明白为何吵吵囔囔的，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时布罗茨基在民警的押送下出现了。我看到的是一个长着一副招人喜爱的面孔、个子不高、淡红色皮肤的少年……”

　　以下文字摘自弗丽达·维格多罗娃的速记稿（年2月28日列宁格勒市捷尔任斯基区民事法院开庭审理）：

　　审判员：您从事什么工作？

　　布罗茨基：我写诗。我翻译。我认为……

　　审判员：不要什么“我认为”。站好了！不要靠着墙！看着法庭！好好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指着自己）现在停止记录！否则我会将您逐出审判厅！（指着布罗茨基）您有没有固定的工作？

　　布罗茨基：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审判员：准确地回答！

　　布罗茨基：我写过诗。我想，它们会得到发表的。我认为……

　　审判员：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回答：为什么您不工作？

　　布罗茨基：我的工作就是写诗。

　　审判员：我们对这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您曾和哪些机构有关系。

　　布罗茨基：我和出版社签有合同。

　　审判员：那么请回答。您的合同足以让自己以此为生吗？请一一指出：是哪些合同，在什么日期签的，总额有多少？

　　布罗茨基：我不能准确地记得。所有合同都在我的律师那里。

　　审判员：我要求您回答。

　　布罗茨基：莫斯科出版了我所翻译的两本书……（一一列举）

　　审判员：您的工龄？

　　布罗茨基：大约是……

　　审判员：我们对“大约是”不感兴趣！

　　布罗茨基：五年。

　　审判员：您在哪儿工作过？

　　布罗茨基：在工厂里。在地质考察队里……

　　审判员：您在工厂里工作了多久？

　　布罗茨基：一年。

　　审判员：干什么？

　　布罗茨基：铣工。

　　审判员：一般来说，您的专业是什么？

　　布罗茨基：诗人。诗人兼翻译家。

　　审判员：谁承认这一点，说您是诗人？谁把您列入诗人之中了？

　　布罗茨基：没有人。（没有被要求就说话）那谁把我列入人类之中了？

　　审判员：那您学的就是这个吗？

　　布罗茨基：什么？

　　审判员：想要成为诗人？您没有尝试着上大学，在那里接受培养……在那里接受教育……

　　布罗茨基：我不认为……我不认为这是通过教育能得来的。

　　审判员：那是通过什么？

　　布罗茨基：我想，这（慌张地）……来自上帝……

　　辩护人：本人请求法庭把作协翻译家分部的证明归入卷宗之中……所发表的诗作清单……合同的副本……电报：“我们请求提前签订合同……”（一一列举）本人请求将公民布罗茨基送去做医学检查以最终证明他的健康状况，说明他的健康状况是否有碍于正常的工作。此外，本人请求立即解除对公民布罗茨基的拘禁。本人认为，他没有实施任何犯罪，而且他被拘禁也是不合法的。他拥有固定的居住地，法庭传唤他能随叫随到。

　　法庭休会进行讨论。然后重新开庭，审判员宣读决议：“送去进行法医心理鉴定，在鉴定之前确定这一问题：布罗茨基是否患有某种心理疾病并且这一疾病是否有碍于将布罗茨基发配到边远地区进行强制性劳动。将材料返回警察局以对他的收入进行补充检查。鉴于布罗茨基病史明显而且他拒绝住院治疗，建议第18警察分局将其送去做法医心理鉴定。”

　　审判员：您有什么问题吗？

　　布罗茨基：我有一个请求——给我的囚室送纸和笔。

　　审判员：这您向警察局领导请求吧。

　　布罗茨基：我请求过，他拒绝了。我要纸和笔。

　　审判员（变温和些）：好吧，我给您。

　　布罗茨基：谢谢。

　　当我们走出审判厅时，可以看到在走廊里和楼梯上有许多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

　　审判员：这么多人！我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

　　人群中有人说：并不是每天都审判诗人哪！

　　审判员：对我们来说都一样——不管是不是诗人！

　　卓娅·托波罗娃：

　　“我向审判员请求会见被告。我的这一请求被拒绝了。而约瑟夫也被立即送走了。他的父母来找我。就在那天，我获许了解从《晚报》上那篇杂文起的整个事件。房屋管理处的证明引人注意：‘约·亚·布罗茨基没在任何地方工作，也不学习。我们还汇报一点（用住户们的话说）：他每隔两至三周就定期从住处消失一次。’

　　“八天或者十天以后我接到通知，说在喷泉街22号建设者俱乐部所在地开庭审理此案。我提前赶去并获得了与布罗茨基见面的可能性。他告诉我，他不承认自己有罪，他做他应该做的事——写诗。

　　“应该说，在此案开庭审理之前，俱乐部里就开始有许多知名作家进来。科·伊·丘科夫斯基和萨·雅·马尔夏克属于第一批跟我联系的人，在他们的信中，他们出色地证明了布罗茨基是一位翻译家。还有人打来电话。那时，我对他的才能有多高已经有了认识。极其热情地参与到诗人命运中来的还有女作家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和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在对案件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那天，当我刚到俱乐部的时候，我比第一次更加惊讶了。入口处挤满了人，还有民警。全部听众被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是纠察队，好像还有季节性临时工，他们是被派到法庭来旁听的，他们的情绪极其具有进攻性；另一方是年轻诗人们，从事艺术的人，知识分子。在程序开始之前有人通知说，有些作家想为这一案件作证。我提出了申请，于是他们被召来作证人。

　　“约瑟夫被民警们带了上来。他相当平静，状态很好，表现出伟大的尊严感，并没有感到沮丧。这时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前面几排坐着用录音机记录的纠察队员们。那里也坐着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她为整个过程做速记员。这份速记稿一直保存至今，它绝对是真实的。作为一名当事人，我可以作证。”

　　以下文字摘自弗丽达·维格多罗娃的速记稿（年3月3日法院开庭审理）：

　　“法医检查的结论公布如下：具有性格上的精神变态特征，但不严重。因此，可以采用行政程序的方法。”

　　在法庭上的每个人都看到一则公告：审判不劳而获分子布罗茨基。建设者俱乐部的大厅里座无虚席。

　　“起立！法官就席！”

　　审判员萨韦利耶娃问布罗茨基，他对法庭有什么请求。原来，无论在第一次开庭审判他之前，还是在现在，他都根本不熟悉案情。审判员宣布休庭。布罗茨基被带走，以便让他能够熟悉案情。过了一段时间他被带回来了，他说，第、、、、页（一一列举）上的诗并非他所作。此外，他还请求不要将年也就是他16岁时记的日记归入案卷。辩护人对这一请求作了补充说明。

　　审判员：我们考虑到，将他部分所谓的诗，将他部分私人笔记本予以没收是没有必要的。公民布罗茨基，从年起您换了13个工作地点。您在工厂工作过一年，然后又有半年不曾工作。夏天在地质考察队里工作，然后又有四个月不曾工作……（一一列举工作地点和紧接着的休息期限）请向法庭说明一下：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曾工作并且过着寄生虫的生活方式？

　　布罗茨基：在休息期间我工作。我从事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我写诗。

　　审判员：这就是说，您在写您所谓的诗歌罗？

　　布罗茨基：我15岁就开始工作了。我对一切都感兴趣。更换工作是因为我想尽可能多地了解生活和人。

　　审判员：那您做过什么有益于祖国的事吗？

　　布罗茨基：我写诗，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坚信……我相信，我所写的东西能为人们服务，而且不光是对现在，还有益于将来的一代人。

　　群众中的声音：好像真是了不起似的！自以为是！

　　另外一个声音：他是诗人。他就应该这么认为。

　　审判员：那就是说，您认为，您那些所谓的诗歌会给人们带来好处？

　　布罗茨基：您为什么在说到诗歌时要用“所谓的”？

　　审判员：我们把您的诗歌称作“所谓的”，是因为，对于它们我们没有别的理解。

　　索罗金（社会公诉人）：您讲到了将来的一代人。您怎么，您为什么认为现在您不被人们所理解？

　　布罗茨基：我没有说这句话。只是我的诗歌还没有发表，而且人们现在还不知道它们。

　　索罗金：您以为，一旦他们知道这些诗，他们就会承认吗？

　　布罗茨基：是的。

　　索罗金：您说，您的求知欲望非常强烈。那您为什么不想在苏联军队里服役呢？

　　布罗茨基：我不回答这种问题。

　　审判员：请回答！

　　布罗茨基：我被免除了兵役。并不是“不想”，而是被免除了。这是两码事。我被免除了两次。第一次是因为父亲生病，第二次是因为我生病。

　　索罗金：您能否靠您所挣来的那些钱生活？

　　布罗茨基：能。坐牢时，我每次都计算着，每天花在我身上的钱是40戈比。而我挣的钱要比每天40戈比多。

　　索罗金：不过，还要穿鞋和衣服呢。

　　布罗茨基：我有一件上衣，很旧，不过已经有衣服了。我也不需要另外一件。

　　律师：专家们有没有对您的诗作过评价？

　　布罗茨基：有。丘科夫斯基和马尔夏克对我译的诗评价很好。高出了我应该得到的评价。

　　律师：您和作协翻译家分部有联系吗？

　　布罗茨基：有。我的发言被收到一本叫《俄语新生代》的丛刊里，我还朗诵过从波兰文翻译过来的诗歌。

　　审判员（对辩护人说）：您应该问他有益的工作，而您问的却是他的发言。

　　律师：翻译也是他有益的工作。

　　审判员：布罗茨基，请更好地向法庭说明，为什么您在休息期间不劳动？

　　布罗茨基：我劳动啊。我写诗。

　　审判员：但这不妨碍您劳动。

　　布罗茨基：我的劳动就是写诗。

　　审判员：但是，要知道，在工厂劳动的人也写诗。是什么妨碍您这样做？

　　布罗茨基：但是，要知道，人和人是不相同的。哪怕是头发的颜色，脸上的表情……

　　审判员：这并不是您的发现。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请好好解释一下，怎样评价您如何参与我们共产主义伟大的前进运动？

　　布罗茨基：共产主义的建设，这不仅仅是在一架机床和一具耕犁旁的站姿。它还是知识分子的劳动，它……

　　审判员：不要卖弄高雅的漂亮话！最好请回答，对于安排您明天的劳动生活，您是如何想的。

　　布罗茨基：我想写诗和翻译。但是，如果这与某个被广泛接受的常规相抵触的话，那我开始从事固定的工作，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写诗。

　　索罗金：不利用他人的劳动，您怎么能够独立地从塞尔维亚语完成翻译呢？

　　布罗茨基：您提了一个无知的问题。有时候合同上建议逐句逐行的翻译。我懂波兰语，稍懂一点塞尔维亚语，不过这都是同源语言，只有借助逐句逐行的译法我才能完成自己的翻译。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开阔的田野，诺林斯卡亚约瑟夫布罗茨基博物馆

　　由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在法庭上忘我地记录的这份速记稿（她公开地记录，当着审判员的面，不过审判员急了，要求她停止记录：“我不知道您在那儿都记些什么？”而审判厅里甚至有人在高声大喊：应当取消记录。）已经成为见证这一可耻的法庭闹剧的极其珍贵的证明。那些读到和传播维格多罗娃这份速记稿的人在那些年代里被跟踪盯梢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只举一个例子。

　　加林娜·格卢沙诺娃，语文学家：

　　“首先应当声明：本人不认识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甚至也从未见过他。我属于另一个稍年轻些的一代。年我还在九年级学习。我的课桌上放着普希金的诗集，布罗茨基的《朝圣者们》和《诗篇》等诗的打字稿刚刚被茨维塔耶娃引入她的书中：

　　我不想选择

　　国家或墓区。

　　我会来到

　　瓦西里岛上死去……

　　“这些诗行现在对我来说，与其说是早年的布罗茨基，不如说是我的青年时代。我曾在夜校学习，而白天则军官之家学校的实验室里工作（在这座大楼里发生了‘列宁格勒事件’，而布罗茨基曾在里面居住过的穆露季娅之家仍旧在那儿，与之并肩而立，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不久我就逐渐明白了，其诗歌经常被我们传抄的那位诗人曾被指控犯了不劳而获罪并被驱逐出这个城市。由弗丽达·维格多罗娃记录的这一荒唐过程的速记稿在全市流传。看了速记稿让人非常震惊，以至上班时我就读给房间里所有在座的人听了，而且立即就被人用打字机翻录了。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一个女同事打电话给我。她警告说，有人告发了我，我将被传唤。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体会到不单单是可怕的感觉，而是特别可怕的感觉，直到如今我也忘不了。（后来这种可怕又重复了多少次啊！）年，在我这里听过加利奇的歌的朋友们受到传唤。年，给我出示了一张禁书清单：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的诗歌。‘要是在年的话，我们早就给枪决了，’在克格勃里有人跟我谈起了我的女友，‘而现在在她身上还要花点精力……’

　　“第二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在几个不相识的人面前，我本来应该就自己的‘反苏行为’递交一份说明——是谁给我速记稿，我（在办公室的打字机上翻录以后）又将这些复本分发给谁了：名字、姓氏、地址……可那一天我被‘自己的愿望’所控制住了。第二天，我的母亲被叫到学校来了。显然，考虑到我尚未成年，对我还是相当‘人道的’。60年代过去了，但后来的一切却并没有如此轻松……

　　“我20岁的时候，布罗茨基诗兴勃发，《给一位罗马朋友的信》的《话语的部分》等诗让我们目不暇接。有一天晚上，一位美国大学生来找我，刚跨过门槛，他就开始朗诵巴拉丁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和勃洛克的诗。当时我家还坐着其他客人，大家都哑口无言了，惊讶地听着他朗诵带有异乡口音的熟悉诗句。这位客人不知为什么有一个俄国化的名字安德烈。原来，他还在约瑟夫·布罗茨基家里参加过一个20世纪俄罗斯诗歌的讨论会，安德烈还详细告诉我们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布罗茨基如何作关于普希金的《“我又造访了……”》这首诗的报告。他又开始用俄语朗诵普希金的这些诗，但没能完成——嗓音支持不住了，经过几次梗塞的心紧缩了起来……

　　“我回想起年10月19日普希金没能朗诵完他那首纪念贵族中学建立周年的诗歌——关于自己这代人和自己这个世纪的诗歌……”

　　我们的社会在60年代初期时仍带些桀骜不驯，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气氛是多么胆怯啊，如果不是在什么特穆塔拉坎公国，而是在我所在的城市——列宁格勒！——开始这一过程，即被告的证人徒劳无果地证明，对不追求致富而只 　　审判员：如果您向一个普通人提问，您应该向他解释一下，而不是嘲笑。

　　阿德莫尼：那我就解释一下，他把波兰语和塞尔维亚语翻译成俄语。

　　审判员：请对法庭说，而不是对公众说。

　　阿德莫尼：请原谅。这是职业习惯——讲话时面对听众。

　　另外一位也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执教的著名文艺学家兼翻译家叶菲姆·埃特金德在法庭上说，布罗茨基有了这种最高的做诗技艺，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挣外块和赚大钱，要不是他对自己要求很少的话。而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则提出了——当着审判员不悦的脸色——这样一个说法：“不劳而获分子和年轻诗人之间的差别在于，不劳而获分子不工作而得食，而年轻诗人工作却不是经常得食。”刚才提到的那个审判员再次大出洋相：

　　佳格雷：您自己在私下里什么时候看到过，他怎样写诗，或者他怎样利用他人的劳动？

　　格鲁季宁娜：我没有看到过布罗茨基怎样坐着写作。不过，我也没有看到过肖洛霍夫是怎样坐在书桌旁写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审判员：将布罗茨基和肖洛霍夫作比较是不恰当的……

　　就在那一天，在审判大厅里（？！），第一次将如今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名单里相邻的两个名字相提并论。是娜塔丽娅有先见之明吗？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给法庭发来了电报，不过并没有在审判过程中宣读：

　　“本人恳请法院在审理清楚诗人布罗茨基案件时考虑到如下情况：布罗茨基具有极大的才气。布罗茨基的创作遭遇，对他的教育应该由（作家——尼·亚基姆丘克注）协会来操办。本人以为，法庭应该做出的正是这种决定。”

JosephBrodsky，列宁格勒，年。LevPoliakov摄

　　此案的每一位原告证人都不认识布罗茨基，都是第一次在这里在法庭上看到他，但仍然……

　　我找到了这些原告证人中的一位，他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原来分管经济部的前馆长费·奥·洛古诺夫，现已退休。他不赞成那次审判，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在那次审判中他没有说过布罗茨基的一句坏话（速记稿证明，洛古诺夫事实上没有过分痛斥布罗茨基，只是强硬地建议他要以奥列格·舍斯京斯基为榜样——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中。）法庭上的情况怎么样？他曾被叫到捷尔任斯基区党委，那儿说，布罗茨基曾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经济部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他无法拒绝……费奥多尔·奥西波维奇，如今您并不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我很高兴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作家协会会员沃耶沃金曾把布罗茨基称作写“半下流的讽刺诗”的人（我还记得，没有任何根据就把一首针对普罗科菲耶夫的犀利的讽刺诗算在了布罗茨基头上），而且他还自作主张以青年作者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庭上发言，他现在已经死了。但是，就在审判结束后他在跟格鲁季宁娜说话时说漏了嘴，说他得到了普罗科菲耶夫要他以委员会名义发言的指示。“有人告诉了我，而且我也做了，”他说，“我是一名战士。”

　　应当想到，其余的原告证人也是用同样的手段挑选出来的。管道铺设工杰尼索夫以工人的名义说，读了《列宁格勒晚报》，没有人不知道诗人布罗茨基，他走遍了各个图书馆，但布罗茨基的书连一本都没找到……国防之家的领袖斯米尔诺夫痛斥布罗茨基说，他不但没有积累起物质财富，反而表现出一种危险，即，如果所有公民都以布罗茨基为榜样——不想“积累”……的话，那么我们将很久都建不成共产主义。他坚持要求被告转变“自己的许多想法”。布罗茨基问这位证人，谁给了他权利让他这么说。

　　斯米尔诺夫：我看了您的私人日记。

　　布罗茨基：您有什么权利看？

　　审判员：我取消这一提问。

　　另一位证人，退休金领取者尼古拉耶夫则肯定地说，他的儿子在读了布罗茨基的许多诗后也不想工作了，所以布罗茨基的诗是“可耻的和反苏的”。但审判员并没有让这一证人名誉扫地：

　　布罗茨基（对尼古拉耶夫）：请指出我反苏的诗。请说出哪怕其中的一行。

　　审判员：我不允许引用。

　　穆希娜中专学校的马列主义教师罗马绍娃把布罗茨基的诗称作可怕的、使青年们腐化堕落的诗。如此的“可怕”，以至在回答律师的提问时她竟高喊道：“我认为无法再将它们重说一次！”

　　这出闹剧以社会公诉人索罗金的表演而收场。他并不为说出这样的话（他第一句话是：“为布罗茨基辩护的是骗子，寄生虫，爬虫和狗崽子！”）而感到羞耻，还要求诗人迁出这座英雄城市。这都是事先决定好了的，而法庭听听律师的话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而已……

　　伊戈尔·伊诺夫，诗人，翻译家：

　　“我记不清当时跟我一起坐在位于喷泉路的审判厅的折叠座位上愤愤不平和焦急不安的所有人，俄国宪兵司令本肯多夫的侦察审判机关过去就坐落在喷泉路上（可疑的承继关系——并不想在这些黄色的建筑物内建立如十二月党人博物馆之类的场馆！）。但记得，当时出现在审判厅里的还有如今已故的娜·多利宁娜，还有叶·埃特金德，他后来‘被揭发出’保存了亚·索尔仁尼琴的手稿，是精通欧洲各国文学的行家，出色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翻译家，由于社会状况处于‘停滞时期’的巧合，他成为了巴黎大学的教授……

　　“在我们面前演得愈发起劲的那类悲剧性闹剧，其结局在一开始就不难猜到。一想到这种预先决定命运的方式就觉得痛心，感到受辱；无论理由有多么的合理，也终归枉然；被告本人也好，坚信对他所提出的指控理由不足的人也好，他们都是无依无助的。每当意识到这些，这种被侮辱的感觉就愈发加重了我激动不安的心情，加深了我内心对落在别人头上的有偏见的诬陷的愤恨之情，这种诬陷可以针对像我这样的人，针对像几十个当时还年轻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这样的人，他们在充满形形色色的禁忌和规章——包括美学方面的——的泥潭里拼命挣扎着……”

　　卓娅·托波罗娃：

　　“布罗茨基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是这样的：‘我不但不是一名不劳而获分子，反而是一位为自己的祖国增光添彩的诗人。’在那一刻，审判员，陪审员，几乎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应该说，整个过程都进行得很激烈。一方是被派到法庭来旁听的这些坏小子的答话（顺便说一句，他们在最不适宜的时候哈哈大笑，吵吵闹闹，比如，当布罗茨基说什么是逐行逐句的翻译时，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引发了他们不同寻常的热闹劲儿），另一方是同情者们的喊叫声，但因此他们中有几个就被赶出了法庭。其中包括布罗茨基的姑妈，一位女演员，也被赶出了法庭。有几个人被抓到‘黑乌鸦’上带走了。

　　“但是布罗茨基的表现仍然非常之好。他没有立即就失态，而是怀着巨大的尊严感说，他是个诗人。

　　“当作出这一可怕的判决——五年流放时，好像已经是深夜了。审判庭里有一部分人一片鼓掌声，而另一些人则极其气愤。在审判庭里有人甚至开始打起架来，而接下去的事我却记得较模糊，因为我被刚发生的事完全压垮了。不过，我仍然走到布罗茨基面前说：‘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一判决不会一直有效的，它会被更改的。’（接着，因有人递给我葡萄酒而将这句话打断了，我立即感到不悦）他回答说：‘我也相信这一点。’我说：‘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的，我们会写信，判决不会这样维持下去，请相信吧。’他被带走了。这个可耻的审判就这样收场了。

　　“东奔西走的麻烦事开始了。我和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布罗茨基，约瑟夫的父亲（他曾是一名摄影记者，现已不在人世了）去找市法院的主席。不过那里告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说：‘到莫斯科去吧，或许在那里您将会求得公正。’也就是说，甚至连市法院主席的手脚都被束缚住了，可见，州委的指示是多么残酷。甚至连他都不能做点什么。”

　　以下文字摘自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检察长的信：

　　“我希望，已使我们知识界感到深深不安的案件将得到公正的解决。我，作为一名普通人，曾和西方打过交道，不能不为这一点而感到十分痛心，即，在我们的外国朋友眼里，‘布罗茨基案件’会给苏联的司法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

　　以下文字摘自叶·埃特金德致亚·普罗科菲耶夫的信：

　　“在审判过后的第二天，即3月14日，《列宁格勒晚报》上说，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唾沫四溅地’为不劳而获分子辩护，而在3月15日的《接班人报》上则报道说，我，跟另外一些证人一样，努力‘为布罗茨基百般洗刷罪名，把他当作一名无辜的患病的不被承认的天才’。《接班人报》在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他们所散布的不仅仅是十分严重的谣言！’我明确声明，对我的行为的这种评述是虚假的。我没有散布任何谣言——如果这是谣言的话，就应该以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词而按刑法第条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我认为，《列宁格勒晚报》，尤其是《接班人报》的报道，包含了对我的证词的有成见的评定并以虚假的报道欺骗社会舆论……”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针对作为被告证人的作家，法庭执行法院裁决。但它并不向公众公布。这都是在我们的背后完成的。在作协书记处，普罗科菲耶夫宣读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我们在法庭上的证词被人合情合理地偷换了——而且我们还受到了处分，我被解除了对‘斯薇特兰娜’工厂和少年宫‘胆大志高’俱乐部里的年轻人的领导权。

　　“当时阿赫玛托娃给党中央写信，而作为青年作者工作委员会主席的格拉宁也写信给苏联总检察长通报说，委员会跟对布罗茨基的人格和创作所做出的有定罪作用的评价没有任何关系。

　　“弗丽达·维格多罗娃将其速记稿寄给了所有的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但当时哪家杂志都没能发表这份速记稿。或者不妨这样说，谁也决定不了这件事。

　　“普罗科菲耶夫有一次来到拉苏尔·加姆扎托夫家，在那儿碰巧见到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于是就开始抱怨说，由于这样一个‘不劳而获分子’他也弄得不快，作家们有意跟他对着干（甚至连让-保尔·萨特都为布罗茨基案采取了行动）。特瓦尔多夫斯基回答他说：‘你出卖了诗人行会。’这件事是雅科夫·科兹洛夫斯基说的。

　　“布罗茨基在流放地呆了有一年了，总检察长才调取来案卷，继续保存在自己那里。有一次我去莫斯科，顺便去看了看尼古拉·格里巴乔夫，他建议我拿着信去找主管党中央行政机关部的米罗诺夫。当时我气愤极了。我说我在列宁格勒市检察院已经听人说，米罗诺夫说过：判得很轻，但愿高兴的是五年而不是十年……

　　“给米罗诺夫的信我一开始写得很大胆：‘鉴于您就布罗茨基案所说的意见已经封锁了检察机关的一切正常道路，所以，列宁格勒青年蒙受了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损失，您可以认为这是我的过错。’接着就简短地叙述了一下案件的实质，随后就回到列宁格勒了，说实话，并没有抱任何希望。一天，中央的电话突然就打到了我家里：‘米罗诺夫同志要和您讲话。’……天哪，正是他在和我大声说话：‘也就是说，正如您所写的，一切过错都在我身上。这桩案子我并不清楚！您那里有托尔斯季科夫，有波波夫，那您为什么不找他们，而找我呢？’我说：‘因为他们并不过问此案。’米罗诺夫大声说：‘那您怎么就以为只有您一个人是对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也有检察人员。就是说，他们全不对，而您是对的？！’我说：‘您要知道，有人用虚假的报道把您给蒙骗了。他并不是按照法律条款，而是按照命令被审判的。这一命令并没有预见到结果，也没有预见到检察人员。所以说，连这一点都没有，只有容许诽谤存在。’您知道吗，他口气软下来了：‘那怎么是按照命令的呢？人们报告我说，是按条款的！’

　　“和米罗诺夫谈话过后几天，马利亚罗夫（副总检察长）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安排和我见面。我就到莫斯科去了。我问我：‘您自己说说，布罗茨基的诗是拥苏的还是反苏的？’我说，都不是，它们是属于全世界的。‘不过我倒觉得，’他说，‘许多诗我都不喜欢。’我说，应当为这桩卑鄙的事件下个结论。如果就这样对待年轻诗人的话，那还能不能保证将来不把所有的作家全都以不劳而获的罪名抓起来？我所有的劝谕之言他一句也没听进去。他说：‘让一些作家写份保证书之类的信，保证将对布罗茨基进行教育，保证他不再有任何违法行为。那我们才放他。’

　　“我说：‘怎么能这样呢？要知道这就是妥协。’我说，我必须找人商量一下，就跑去找莉季娅·科尔涅耶芙娜·丘科夫斯卡娅，从她那里我们又一起去找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丘科夫斯基在这封信上签了名，把它寄给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在这封信上签名的大约有20个人：阿赫玛托娃、科佩列夫、谢苗诺夫、格拉宁，还有马尔夏克，和维格多罗娃一样，他没有活到释放布罗茨基的那一天……

　　“我们把这封信发出去后就开始等待：这一切将怎样结束？在这段时间里，米罗诺夫在一次飞行意外事故中丧生。但是两周以后有一个三人委员会来到列宁格勒，他们分别来自苏联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后，等待了很长时间的决定终于做出了：结束服刑，释放布罗茨基。”

　　卓娅·托波罗娃：

　　“约瑟夫后来告诉我，在流放地人们并没有用体力活来刁难他，他也写了很多诗。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他而言，这是他创作上成果非常非常丰富的几年。审判反而有助于扩大他的名声。在我看来，甚至连他的父母在他被审判前都把他当作一个倒霉蛋。当看到作家们怎样为他辩护后，他们就懂得了他们的儿子是个怎样的人了。朋友们都到流放地来看约瑟夫，给他写信。一年零两个月后，有人给总检察长呈送上一份抗议书，此书的要点如下：他还年轻，工作过，当然工作得不够。判决过分严厉了，因此应该结束刑期。这是一份不彻底的抗议书：要求释放他，却又不要求为他恢复名誉。”

　　娜塔丽娅·格鲁季宁娜：

　　“为什么不废除判决呢？原因在于：当时以托尔斯季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的党的领导似乎处于一种愚蠢的状态之中。要知道，托尔斯季科夫甚至在党员积极分子大会上鬼使神差地让自己谈起布罗茨基来……

　　“在被释放以后，布罗茨基有一次到我家来朗诵诗歌。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会来：只是朗诵诗歌。那一次我的女儿正由于不明症状而高烧卧床，我正在为医院去做准备呢。奥西卡看了她一眼说：‘我就走，就走，不读诗，不读诗了。’随后就走了。那天有一些教授整夜打电话给我。原来是奥西卡在晚上吵醒人们说：‘我是布罗茨基（布罗茨基已经众所周知了），必须帮助一个女人。她的女儿病了。’于是立即就有一位肺结核专家来了，她检查出是格鲁布性肺炎的隐蔽症状，并随即打了一针非常管用的抗生素。就差一点点，不然我就可能失去女儿了。

　　“奥西卡·布罗茨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JosephBrodsky和EllendeaProffer在圣彼得堡，年。CarlProffer摄

　　我有没有弄清楚，是谁以及带着什么样的目的着手迫害诗人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我越是深入地进行自己的调查，越是清楚地意识到，似乎只有莱纳本人才能“提供”他所藉以迫害布罗茨基的“证词”。如果活着的话他应该有60多岁了，但他是否还活着呢？市问询处的答复是：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莱纳没有在列宁格勒一直住下去。不过，我的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老熟人倒的确在业务卡片（被审判者卡片）上找到一个60岁的叫雅科夫·莫伊谢耶维奇·莱纳的人。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人？我记下了地址就去找这个莱纳。一个已不年轻的女人开了门。

　　“劳驾，可以见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吗？”

　　听到我“弄混了”父称，她吃惊不小，回答说：

　　“他现在不在家，他在纠察队值班呢。”

　　莱纳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又回到了如常言所说的维持秩序的队伍里，这是多么匪夷所思和稀奇古怪啊……

　　在合作制住房的台阶上我看见一个面容可敬的男人，他的整个胸脯上都挂满了勋章。

　　“您是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吗？”我问的时候已经清楚地知道我没有搞错。

　　“请，请进。”他用非常大的手势指着进屋的门。

　　谢天谢地，在那一刻我有一种感觉：这些年来他一直在等着我来访……与此同时，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详细地查看了我的证件……

　　是的，为了详细讲述那件事的经过，他作了大量的准备。此外，他还保存着几乎所有的文件……不过，布罗茨基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将来会证明这一点。不过到处都说他是俄罗斯诗人，但要知道他仇恨祖国！能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有：布罗茨基日记的副本，从他的书信中摘抄出来的东西。还有一些材料……不管怎样我都要说，哪怕把我按在墙上：布罗茨基在那些年里的表现是反苏的。审判他就是因为这，而不是因为诗。要知道，纠察队和他本人在布罗茨基身上花费了多少精力。教育过他多少次，而他仍我行我素地和朋友们成群结队上街，到俄罗斯博物馆前的广场上去高呼反苏口号。还说卡尔·马克思怎么怎么样……我没有打断，也没有反驳莱纳的话（我很清楚，布罗茨基甚至在国外都常常拒绝为自己的祖国抹黑）——就让他痛快地说吧。

　　莱纳给我看了三个很厚的公文夹。“都是文件。”他说。给我看了贴进“文件夹”里的一些诗，他强调说，它们属于布罗茨基所作。我读着它们就感到纳闷：哪个写作狂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可我的谈伴却坚持认为：“这是约瑟夫的大作。”在其他材料里贴着《列宁格勒晚报》上不久前刊登的一篇文章，它详细讲述了布罗茨基案件。整篇文章被莱纳的标注弄得斑驳陆离。

　　您看，要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马佐写道（莱纳大怒了），当作家们为释放布罗茨基而进行斗争时，就这样互相拜访，写信，如丘科夫斯基和其他所有的人。而事实上，是我们，是第12纠察队释放了布罗茨基。请看，这是我们年6月12日给市检察人员的一份申请书。这是我们在提出提前释放他的问题。有点迟了？不迟，正是时候。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布罗茨基能改过自新。顺便告诉您，在那份申请书里我们还要求“检查跟虚假的速记稿得以散播相关的材料”。而且现在我断定：维格多罗娃的速记稿是假的。我把一切都录音了。现在我这儿没有——春天的时候我把它……寄给最高苏维埃的葛罗米柯了。这是关于收悉的通知书。所以会弄明白的！现在有人认为我是诗人的迫害者，那我请您看证明文件——捷尔任斯基区检察院年5月20日致苏联作协社会法院的报告。这跟莱纳有何关系？这就是那份报告——《关于将逃避社会有益劳动的公民约·亚·布罗茨基驱逐出列宁格勒的报告》。要知道，在这里结论写得清清楚楚：“鉴于布罗茨基的行为有反苏性质，将其流放至特别流放地。”给您看看列宁格勒共青团纠察队主任格·伊万诺夫给我的公函，要求“准备好材料并对布罗茨基进行社会审判”。这一文件所注明的日期是年10月23日。这是普罗科菲耶夫任主席的作协书记处的会议记录。第一份是：宣读捷尔任斯基区检察院的决议。第二份是：我，莱纳，给布罗茨基作鉴定。第三份是：我，莱纳，要求指派四至六名作家参加审判。决定是：同意检察院的意见，同意指派等等。就是这样的。而现在所有人都想把这归咎于莱纳了。

　　我不知道，布罗茨基在大洋彼岸都写了些什么，反正这些都已经弄清楚了。而那时……要知道那时他连一门外语都不懂！怎么能够进行翻译？！要我说，就是……他付钱给别人……别人帮他翻译……钱从哪里来？他可有的是钱——哦，可有钱了！有一次，在审判前不久，布罗茨基给了我……两万块，只不过我回绝了。本来应该把他抓起来，然后送到检察院去。我饶恕了他，我可怜这个小孩子。我在他身上花了许多精力，常常教育他。据说，现在大家想把这种败类归罪到我的头上。总的说来，我们对他一直很客气，而他却经常叫我们滚开。甚至在法庭上他都再三重复他最喜欢说的那句话：我真想朝你们吐唾沫！速记稿中没有这句话吗？难怪我一直说它是假的！很多人都确认它是真的吗？律师和其他一些当事人？没关系，好在我有录音带，我会把有些人给搬出来的！

　　在我和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谈话的时候，他接了好几次电话。每次放下话筒，莱纳都告诉我：这个电话是编辑部打来的，副主编的电话，或者，这个将军打搅了我。这一切全都有点装腔作势地做戏的味道。

　　在莱纳的文件夹里我发现了一些罕见的照片：诗人身边的某个人记录下了审判诗人的过程。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将这些照片给我翻拍。他的条件是，如果我发表这些照片的话，务必注明：照片由雅·莱纳拍摄。唉，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能满足您的要求。每一张照片中都记录下了您的面目，您怎么可能自己拍自己呢！不过还是谢谢您的照片了。

　　辞别时雅·米·告诉我说，莫斯科现在要“出”他的书。总之，是他本人想写下关于布罗茨基的真实情况。而且他一定会写下来的——将回答竭力为他抹黑的所有人。我们就此告别。挂着“小区战争与劳动老战士委员会主席雅·莱纳”这块牌子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莱纳曾告诉我，连审判员萨韦利耶娃都还活着，但我将这段日子全都花在找她上面却仍是一无所获。后来，他答应安排和萨韦利耶娃的见面，不久前他刚说服了她的妹妹……

　　不过第二天在电话里磨了整整一天以后，我自己才好不容易弄清她的妹妹是谁。一周以后我终于听到了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声音。她拒绝会面，只在电话里谈。现在已经退休的萨韦利耶娃首先声明，过程是绝对合法的。没有人给她和法院施压。案卷里有文件能证明布罗茨基不能靠定期所挣的钱为生。在“国家矿井设计院”纠察队里有拘留记录。她认为，这次审判对他是有利的，特别有利于他在诗歌方面的发展。现在他甚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荣誉还是属于他的！

　　我也同样“有利地”和从年到年领导了列宁格勒检察院的谢·叶·索洛维约夫谈过话。他让我相信，他记不起布罗茨基案件了，甚至从来也没见这种姓氏……

　　没有立即想起这一过程的还有当时任团委书记的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托尔斯季科夫。我的来访使他不悦，不过我们还是谈了约十分钟——隔着门槛。他忍不住一直评论布罗茨基的诺贝尔文学奖。

　　“我怎么——知道的，是听说的！请您告诉我，这些奖都颁给谁？索尔仁尼琴获奖了——要知道他是一个叛徒，向德国人投降当俘虏。瞧这些奖都颁给了谁？我读过布罗茨基那时候的诗。难道那也是诗？马尔夏克、丘科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评价很高？是怎么评价的……有人找到那个肖斯塔科维奇那里，说，请签名，应该救出年轻的天才。于是他不看内容就大笔一挥。瞧戈尔博夫斯基的诗写得才叫好！那时候格拉宁、凯特琳斯卡娅，还有一个人来过我家。我们读完诗就明白了什么应该发表。连——也被发表出来了！而布罗茨基就骑在父母的脖子上，连他的诗都不太像诗……”

　　只有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科斯塔科夫，捷尔任斯基区检察院原检察员，没有抱怨不愉快的纪录。

　　他没有故意不提给作协社会法院的决议的内容，那份决议建议按照命令审判布罗茨基并将其逐出列宁格勒市。检察院是基于什么文件做出如此残酷无情的决议呢？信息来源于几个不同的地方。捷尔任斯基区内务局有检查，根据检查得出结论：布罗茨基长期不工作。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还讲了一个具体情况——按那时的一贯做法，社会法院似乎凌驾于法律之上。比方说，莱纳所在的纠察队，尤其是他本人，什么事儿都插上一手——不但常跑区委，还找区书记科萨列娃。他们收集了形形色色的证明——有检察院的社会助手的，有侦察员的等等，过一段时间我就要将它们废除掉。它们是绝对不合法的。顺便说一句，莱纳的那些纠察队员们连刑事案件都要插手。有时候这些人就扮演强盗的角色。但莱纳和他的同党在预先取得区委的支持后，就肆无忌惮了。我不得不跟这些人接触，他们对我既没有好感也不信任。莱纳不止一次地硬拉我一起败坏布罗茨基的名誉。同时，应该明确地说：区委，作协，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连以当时的副检察长卡拉斯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市检察院对我都有压力。整个这种“幕后操纵”我都不喜欢，不过……当审判之日已经确定下来的时候副检察长卡拉斯科夫非常想让我参加审判，以检察人员的权威支持整个过程。但我设法拒绝了这件事，答应以后参加更重要的审判……根据科斯塔科夫的看法，审判诗人以及随后将他从我国“甩出去”，这是同一链条上的两个环节。

　　卓娅·托波罗娃：

　　“他动身时的状况当然是非常糟糕的。他穿着绒布鞋，口袋里放着母亲给他的两个橙子。他极其强烈地体会到了自己要离别的滋味，不想离去。”

　　“真正的诗人总是竭力地在体系中突出自己，他不属于体系。走妥协之路也是可能的。但布罗茨基就拒绝走这条路。记住：谁遵循内心的信念，不使自己分裂，谁就可能充分地实现自我，不管……”

　　法学博士亚历山大·斯尔皮奇尼科夫的评说：

　　“控诉布罗茨基的过程不能叫做审判。对这种不妥协的人、一位诗人的迫害，在闹剧从头至尾的过程中都是有预谋的。如果不是在年，而是在，比如说，年或年的时候，那布罗茨基早已经在集中营里消失了。但是时代不同了——即所谓的‘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尽管斯大林分子仍像从前那样坚强和有影响力，但是他们已经不能靠老一套方法采取行动了。于是就需要组织像这样的审判。

　　“检察院并没有履行其监督合法性的职责。在列宁格勒当时也不可能有合法性可言。只是在后来才由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缩短了他的流放期限——由五年缩减到以所服期限（一年零五个月）为止。这一决定是不彻底的。现在必须从法律的角度重新审判布罗茨基案件。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而言，恢复名誉是没有必要的。可我们的司法呢？……”

｜原载《外国文艺》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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